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8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爱国反帝运动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革命斗争都存在着某种幼稚病，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则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如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出现盲目排外倾向，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五四时期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人在《每周评论》上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此前人们以为“公理战胜”，现在则看到，还是帝国主义的权力战胜了，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它将斗争目标针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强权，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这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是近代以来反对封建统治者斗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无耻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时，觉悟的人们提出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为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以往的反封建斗争，多以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为直接对象，虽也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规模都无法与五四运动同日而语。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所谓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是指它的坚决性而言的，即彻底与封建文化决裂，猛烈向中国封建主义进攻，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之猛烈轰击。他公开声明：“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勇猛与无畏！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说：“同样是爱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却高于辛亥革命。高在哪里呢？高就高在它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爱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面最具凝聚力的旗帜，也是五四运动最丰厚的精神底蕴之一。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前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这种“本质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国家命运的思考，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投入反帝运动，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参与了革命斗争，将爱国主义感情转化为直接的爱国运动；更重要的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爱国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爱国主义深化为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要爱国，就要救亡；要救亡，就要“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就是说，在国内要反对卖国的、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在国外要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怎么样来救亡？就要学习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救亡推动了启蒙，启蒙促进了救亡。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相互激荡，相得益彰，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给予后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并非仅仅指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而是泛指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种与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精神。“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就是对五四时期民主涵意的概括。作为五四新文化旗帜的科学，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革命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在“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引导下的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与戊戌和辛亥时期的反封建相比，更加旗帜鲜明，更加丰富多采，更加理直气壮。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毛泽东赞誉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资本主义衰败、社会主义兴盛的世界发展大趋势中，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之时，就必然为社会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道路。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勃兴，马克思主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下产生的，这是五四运动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追求进步、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无论是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毛泽东当年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况：“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思想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奋斗，失败，救国理想的破灭，教育了奋进中的中国人民。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随着辛亥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华民族的危机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面对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现状，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求索。辛亥革命以后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倒退、民主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新文化与旧文化、侵略与反侵略等一系列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上必然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为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获得新的革命真理而进行的一次改造社会的演习。它以辛亥革命所未曾有的姿态，力图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一次清理，用新的民主革命的风雨抗击专制主义的毒焰，呼唤古老中国的新生：“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们这种弃旧图新的努力，昭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转机。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呼声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逐步被抛弃，社会主义受到普遍的关注，形成了一个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潮。先进的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艰难的选择。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思想武器可供选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宣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也说：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是辛亥革命中所不曾有过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证明十月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方法在中国的有效性。这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推动力量。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说：我们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另一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也回忆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但不知道这新办法应是怎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种思想“日益强烈、日益明确”起来。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率先在中国大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五四以后，被誉为这个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1919年6卷5期出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1920年9月起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阵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批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成了中国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骨干。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社团中的激进分子也先后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孙中山从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的思想转变也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它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它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总之，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掀开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斗争的序幕。五四运动昭示人们，反帝反封建是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标志着国家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